戴定一:从防伪平台看物流追溯的几个关键问题
2016年4月7日至8日,上海博雅酒店召开了RFID世界大会,在4月8日上午,我们很荣幸听到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戴定一的精彩演讲。
“大家讲得大多是技术方面的,我可能讲得有一点跨界,但是这正是交流的价值,” 戴定一主任讲到:“虽然我长期负责技术管理的工作,但今天并不讲技术,我想从案例中给大家一个新的视角。”
这个视角包括两点,第一,我们现在的物流追溯,包括物流安全、防伪到全程追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叫做用平台解决,这个时代是如何从一个技术一点点推进市场演化的过程,机会在哪儿?第二点是,我今天分享的案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从一点点做起,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而最大的一个是依赖于商业文明,到底什么规律,什么逻辑?我们对这个问题了解并不多,传统观念里,我们会比较多依赖于权利机构,无论推广一项技术还是商品,都想通过权力,这和商业文明有差距。我们希望通过商业文明的一系列准则来推进。这两点跟技术有关,但是不是纯粹技术问题。
有一个关于酒产品的比较小的案例。酒产品的追溯,不是巨大的市场,最初从防伪开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酒不被假冒伪劣所干扰,用各种标签或各种各样的防伪标识和包装来处理,但仍然解决不了假冒伪劣的问题,甚至所有的品牌都被假冒伪劣所袭击。于是厂家用机械化进行全程跟踪,主要的大酒厂都投巨资建立自己的一套可追溯的防伪系统。这套系统除了防伪之外,还有很多其它可扩展的功能,比如全流程化的监管、比如串货,在什么地方用什么价格,严格来讲,酒产品不可乱窜,需要对酒进行识别,进行非常严密的渠道管理。借助防伪标签识别技术,对每一瓶酒有一个身份识别,形成了从防伪动机开始,一直到了流程的管控、优化、渠道和流程规划、管理的过程,但仍然存在两个问题:
一、独立系统需要一整套人马与投资,成本比较高,利用不是特别充分;
二、一些企业投资不起,虽然酒的质量并不差。
那么公共平台的机会来了,戴主任认为这给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提供一个契机。公共平台,第一,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投资的门槛;第二,运用公用的接口,一个系统不只是服务于一家,链接起来非常方便,便利性与成本优势给公共平台提供一个机会。在这方面的案例,比如万信方达公司就做得很好,一个小的民营企业,从一两家服务开始,到如今比较成功,不仅跟酒厂有合作,也和酒类电商网建立了合作,甚至跨出了酒的市场之外。
当然实际上在这方面碰到的问题也很多,戴主任主要讲了两个:
第一、统一代码,如何统一;
第二、标签的成本。
有的公司从降低成本方面考虑,最后采用一种印刷防伪码,有唯一的识别代码标识,印刷技术有防伪功效,不大容易去仿制。最重要的是如何统一大家的编码。所有的产品应该有自己唯一的编码,但是如果各家自己编,难免会冲突。戴主任认为,身份识别在这个时代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时代效率的价值逐渐让位给新的价值,叫做责任。你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就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利益,责、权、利是一致的。过去我们把发展的思路,技术的思路,固化在提高效率上,现在这个也没有错,但是在商业市场上,很多落后的、效率不是很高的技术,仍然很有市场,效率不是竞争的唯一的要素,最后是以责权利的均衡、性价比的均衡让客户进行选择,所以效率不是唯一的。
戴主任指出,近期市场比较混乱,在教育成本特别高,诚信缺失的市场环境下,责任是你拿订单的重要价值,责任的价值出现,会带来一个机遇,而身份识别则是责任的基础。所以在所有的管理中,最后都落实到责任划分、责任链的不间断,建立一套跟责任相关的责权利配套的体系,本质是以责任为核心,责任不间断,责任跟权利利益挂钩,这才是管理。在管理的提升过程中,以责任为中心的管理,是重要的思路。现代的技术,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性,今天的时代是互联网到物联网的时代,从责任的角度讲,就是从IP的链接到ID的链接,也就是身份链接取代地址链接,数量大量扩张,可移动,从管理角度,就找到了责任的落脚点,所以身份是所有信息中最基本的管理信息,身份是核心的信息,在身份上要叠加很多的属性,建立身份的唯一性是整个管理中底层的技术。在各种各样的管理系统中,有一个要求就是身份唯一性,否则不确定。身份的唯一性,就是给它一个技术上的形式,叫代码。所有的代码的确立都依附于一种管理的职能,若不统一建立在管理职能之上,则统一不起来。我们多数思路是依靠权利来统一代码,是因为一个代码从生产、变更、合并、死亡、注销等等,都建立在管理职能之上,如果没有管理,则代码没有意义。对商品具有管理职能的机构极少,除了药品、烟草、车牌统一管理,绝大多数商品是没有统一管理职能的。我们有两种办法:
一、依靠权利,希望发改委或什么部门去建立一套强制的统一代码,但是这些统一代码没有管理职能,则无法统一;这样的企图绝大部分会不了了之;除非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有政府职能的,这样的政府进行代码统一编制,依法统一管理。
二、市场思路。戴主任认为依靠权利去管理的思路比较危险,他建议用协商、商业文明的方法去构建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就涉及到对标准的理解。长期以来我们以为标准是政府管理的一个依据,遵循上面制定,下面执行的逻辑,但是我们发现绝大部分是市场标准,是协商出来的,局部的,同一件事可以有两个、三个标准进行竞争的,比如手机市场,Android标准和苹果标准,并行不悖,可以竞争,不过依靠行政权威的思想可能仍是思想主流。
三、平台。平台是在互联网经济下出现的新的经济主体。以前分工合作少,平台的作用、机会价值不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不仅技术上越来越便利,分工也越来越细,合作越来越紧密,出现了平台的经济组织,这是一个新的实体,实际上起着一种商业化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作用,过去这是依赖于权利、政府,授权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但是今天出现商业化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是一个新兴事物,虽然它的运营规律还没有完全被探明,会有大量的倒闭和失败,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依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向。
我们会有一些职责总结的经验,比如平台一定要公平,不能做客户的业务,对客户一视同仁,不能分特殊的客户、一般的客户。另外,平台提供的是盈利模式,到至今为止没有形成共识,更多的用创新、让利的办法,扩大客户,然后用新的业务实现增值。那么如何用快速迭代快速发展起来,让管理和服务良性循环起来,既有公共管理,又有公共服务,办法就是当有一部分客户信息的时候,要将信息汇报给客户,将其变成商业价值,获取更多的信息。管理和商业价值的循环,才是平台不断提升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责任变得越来越重要。戴主任再次强调,责、权、利一定是均衡的。所有的平台,价值成功的,一定是它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否则竞争力会也很小,行政服务和商业服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需要分开,但是在现实中会看到有商业与行政市场秩序混乱,我们提倡严格划分,应该有责、权、利的界定。这就是平台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