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胡泳:互联网终将影响所有产业
我们正在步入“互联网+”时代。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正式提出国家将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助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互联网+”一词从此在全国大热。
近日,记者专访信息网络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他说,“互联网+”的社会将更轻盈、智慧、高效,城市会慢慢变得柔软,更便捷宜居,更有亲和力。
“+”指传统行业的各行各业
2012年11月,易观国际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扬在一次发言中,首次提出“互联网+”理念。他认为在未来,“互联网+”公式适用于所有行业的产品和服务,也是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2013年11月,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提出,互联网加一个传统行业,意味着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外在资源和环境,是对这个行业的一种提升。当年年底的腾讯we大会上,马化腾指出:“+”是指传统行业的各行各业。
2015年3月,“两会”上,马化腾表示,“互联网+”是指利用互联网的平台、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从而在新领域创造一种新生态。他希望这种生态战略能够被国家采纳,成为国家战略。
胡泳分析,“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是这个词变得热门的原因。在这一大背景下,可引发无穷想象:政府会出台政策,拉动行业互联网化,“这让很多人看到机会、空间,创业者、企业管理者视‘互联网+’为一次机遇”。
胡泳认为,虽然互联网已经对某些行业冲击巨大,但中国互联网普及率未达到50%,“互联网+”变革尚未触及很多行业,也未引起足够重视。“这是一种潜在的危机,如果不被行业重视,未来会被竞争对手轻易击倒,甚至全军覆没”。
不能只是消费端热闹
1996年1月,胡泳为《三联生活周刊》写了一篇万字长文《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此后开设“数字化生存”专栏,探讨数字化网络涉及的根本性和前瞻性问题。
他是中国首批“最懂网络的人”,也见证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出现和被接受。
“经过这么多年,互联网由一个外来的物种,在中国艰难生根、曲折成长,并具有了中国特色和中国底蕴”。
2014年5月,胡泳发微博感慨:“当下中国关心数字商业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关心数字社会基本问题的人少而又少。”
对于炙手可热的“互联网+”,胡泳也有忧虑:“表面上看,中国不少产业似乎与互联网结合得很成功,但你看到的只是消费端的热闹。很多行业的生产端、采购端、供应链激烈的变革还没有到来,也未被重视。因此亟需唤醒他们,让他们对即将来到的变革风暴积极应对。”
万众创新会倒逼不符合创新机制的行业
读+:当今中国为什么需要“互联网+”?
胡泳:我们应该知道,“互联网+”是一种基础性建设。
互联网作为一种高速成长的基础设施,会带来很多投资机会和企业成长空间。当然,这个“基础设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谈到基础设施,我们可能会想到网络宽带建设、无线基站等,但今天,我们可以把淘宝、天猫、支付宝等也称为基础设施。今天的基础设施,既包括传统的基础硬件,还包括服务。这些以互联网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在当今的中国,还很缺乏。
读+:如何评价“互联网+”这一概念?
胡泳:“互联网+”这个词提炼得很准确。
我们不需要一个单纯的互联网产业,因为现在早已不是互联网刚刚出现、试图普及的时候。
今天,虽然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已经高度互联网化,但能源、钢铁等GDP生产大户,互联网程度相当低,存在产能过剩、盲目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在这种状况下,“互联网+”概念的推进,能逐步解决传统行业的能力低下问题。
读+:在很多外国人看来,“互联网+”在西方世界并不是新鲜事物,中国人提出的“互联网+”是在玩概念。
胡泳:用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现实相比对,肯定不行。中外在“互联网+”上最大的区别是国家是否介入。
当“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国家、政府会对互联网创业给予极大的鼓励与支持,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虽然不能说这样的举措一定会取得成功,但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此大力度地倡导创新,至少,民众能获得的创业机会将极大丰富,这些民众也会倒逼不符合创新机制的行业,促其改变。出租车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如果民众获得机会,那么这种机会可能是商业的,也有可能是社会的,“互联网+”势必会造成中国社会、文化的微妙变化。因此,“互联网+”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我们对它可以充满期望。
访谈
中外在“互联网+”上最大的区别是国家是否介入
“大门口的野蛮人”随时会到来
读+:普通大众从字面上理解“互联网+”是互联网可以与一切行业发生关系。这种理解是否肤浅?
胡泳:我认为大众的理解没错。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互联网+”的内涵不需要深入理解,他们不需要概念,而是体验。比如能足不出户,方便地在网上挑选商品,他们体验到这种便利,自然也促进了“互联网+”的推进。
“互联网+”的内涵应该由行业领导者去思考,如果他们不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他们所在的行业可能会很麻烦。
读+:行业不重视“互联网+”会引出怎样的麻烦?
胡泳:有一个词叫“大门口的野蛮人”。有些行业的领导者可能会这样想:隔行如隔山,守住自己的“栅栏”,可相安无事。但互联网出现后,打破了很多“边界”,本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业,可能突然之间就来到你的大门口,并开始肆意进攻你的地盘。
这个“大门口的野蛮人”会给很多行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说,以前你很难想到,手机软件对出租车行业有什么关系,而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可谓翻天覆地。
从互联网的视角看,它们会不断寻觅、瞄准、锁定一些行业侵入,那些行业大多技术最落后,服务模式最陈腐,体系最封闭,最无视服务对象的感受,我称之为“四个最”。有这四个特征的行业、公司,最有可能被互联网袭击、攻破。
所以,每个行业都不能无视“互联网+”的存在,或固步自封,沾沾自喜,否则,这个行业将岌岌可危。
读+:各行各业被“互联网+”冲击的程度是否不一样?
胡泳:我经常将互联网比作黑洞,如黑洞效应将周边的东西慢慢吞噬,互联网终将影响所有产业,影响速率只是取决于它们与互联网距离的远近。互联网最终强烈冲击各行各业只是时间问题。
“互联网+”对行业的影响首当其冲在零售业、媒体、广告业发生,这些行业与互联网关联最大,受冲击更厉害、剧烈。
第二波冲击将波及餐饮、旅游、教育、医疗等行业,这些行业与居民生活联系较近。最后,“互联网+”将涉及更为“沉重”的行业,比如房地产、能源、金融、批发商业等,因这些产业还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导,所以尚未因互联网产生颠覆性影响,但这只是暂时现象。
两次工业革命解放手脚,这次变革解放头脑
读+:有一种观点:我们正在经历以互联网、数字化为核心的技术革命,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只有前两次工业革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胡泳:角度不同,结论也不同,对于技术革命,也有多种分法和命名。
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就提出,美国已进入“后工业社会”。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准是,社会中服务业所占有的比例,大大超过第一、二产业,无形资产相关行业更发达。
如果这次新技术革命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冲击,导致社会结构发生逆转性的转移,那么,它才可以与两次工业革命这样的变革相提并论。
现在,虽然我国一线城市、沿海地区有相当多的企业能与国际发展同步,但放眼整个中国,考虑到中西部、城乡差距,将中国的这次技术革命与两次工业革命相提并论,还为时尚早。
读+:与之前的两次工业革命相比,新一轮技术革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胡泳:之前的技术革命,所发生的领域多是工具类的,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这便是典型的工具性技术革命,通过这种变革,能提升产业效率,解放劳动力,产生更多产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被广泛运用,电力不仅是工具,也是一种基础设施,这种属性给这次变革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有些变革会演变成一种基础、前提,在此之上,各行各业都能得到继续发展的可能。正如新一轮技术革命,我们把人类创造力、热情不仅放在工具或基础设施的革新上,还放在知识的产出、分享、被利用的体系中。
两次工业革命,更多地解放了我们的手和脚,现在这次变革,解放的是我们的头脑。
互联网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一套知识系统的构建方法,这是前几次技术革命所不具备的。
读+:“互联网+”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胡泳:在这个世界上,比特(计算机中最小的数据单位)的作用远远大于原子。以往,我们往往通过移动原子创造价值,如大规划生产背后一定是大规模营销,让所有的人克服距离的障碍,去消费同样性价比高的产品。但是现在,我们发现,真正的价值不是来自移动原子,而是移动比特,即移动无形的贸易、知识、信息、智慧,以此产生价值。
原子变化的速度非常缓慢,比特却可以瞬息万变。
“互联网+”的核心在于用比特替代原子,以消费比特代替消费原子,这样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价值。能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参与的人,将取得丰厚的回报。
城市会慢慢变得“软”又“轻”
读+:“互联网+”将给城市带来什么?
胡泳:以前的概念来看,城市是一个沉重的实体,它根据人口的数量、城市人的需求配套相关设施,这个实体的背后有投资,有管理,有各个系统的衍接,这些都是原子的东西。
但在今天,我们需要考虑,如何用比特代替原子,改变我们运用实体资源的方式。这种改变的需要也就是城市发展的需要。
比如看病,大家是不是都需要起个大早,排着长长的队,与号贩子竞争,挂到一个专家号?其实完全可以用比特的方式来改变这种现象,互联网技术能实现远程诊疗,医生能通过虚拟设备远程感触病人的身体。城市中有相当一部分服务可以完全数字化,不仅能节省市民的生活成本,还能节省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成本。
比如,城市交通可转化有数据管理的科学出行系统,教育完全可以网络化,繁琐的办事手续也可以在网上办事大厅里完成,
在这种趋势下,城市会慢慢变“软”,从原来的坚硬实体,变成一个被越来越多软件支撑运行的系统。城市还会变“轻”,城市的发展将不再以大规划城市改造、修建高楼大厦为衡量标准,而是轻盈、智慧、高效。
读+:中国的城市在这种“互联网+”大潮中如何应对?
胡泳:在互联网时代,对城市管理者要求更高了。未来,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比特式管理的城市中,你的衣食住行将非常便捷,城市的运作也更加高效。比如治安水平,不是看有多少派出所、多少警力,而是治安数据系统是否能良好地运转,一旦出现状况,能非常高效地进行处理。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城市中的人有多少时间、多少事情可以在网上完成?服务供应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市民的网上需求?
城市管理者能不能用数据系统来管理这个城市,这很关键,让城市的市民生活方便,让市民拥有健康的身体,治安平稳的生活环境,便利、良好的教育等等,这便是智慧城市的目标。